调查 | 太原姜玉东案：谁是真正的被害人？
姜玉东案：谁是真正的被害人？
记者 哈隆
“我不同意邓某以被害人代表的身份出庭！”2019年2月20日，在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庭审现场，被告人姜玉东对主审法官说，“坐在那儿的应该是我而不是他！”
这是一起复杂的案件，一审判决书长达116页。案卷显示，案件侦查阶段，先后换了3批侦查人员；诉讼阶段，迎泽区人民检察院4次将案件退回太原市公安局补充侦查；庭审阶段，太原市中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延期6次。而此次二审，开庭仅20分钟，主审法官便宣布休庭，启动庭前会议程序，解决辩护方提出的法庭审理过程中存在的程序问题。
如今，69岁的姜玉东已在看守所度过4个春节，这一切源起于多年前一桩失败的投资。
借名投资埋祸根
2004年12月，太原方姜玉东等、北京方邓某等、重庆方申也建等三方合伙承包了交城县水峪贯镇五坑煤矿。由于经营煤矿需国家许可，自然人无法签订协议，于是三方投资人借用无资金、无资产的太原市众通物贸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众通公司”）名义承包了五坑煤矿。邓某成为众通公司法人代表；变更登记时，邓某占股34%，申也建33%，姜玉东33%。
辩护律师介绍，2006年3月，邓某隐瞒其他投资人，与其胞弟邓某卫拟成立“交城县景泰煤矿有限公司”（以下简称“景泰公司”），并对企业进行了名称预核准。山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2006年出具的《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》显示，景泰公司出资人分别是众通公司和邓某卫；根据出资比例，众通公司占股90%，邓某卫占股10%。
景泰公司名称预核准通知书
然而，景泰公司一直未成立，企业名称预先核准也早于2009年3月18日作废，且邓某卫占股10%的说法也并未得到2014年7月太原市中院判决的认可。
2008年6月，邓某、姜玉东签订了《股东协议》《股东决议》，约定各自可对所占五坑煤矿（众通公司暨景泰公司）的股份进行对内、对外转让。
2009年8月，景泰公司出资人与神宇公司、王文公司三方整合为山西紫鑫矿业集团交城神宇煤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神宇煤业”）并进行名称预核准，签订《整合协议》，景泰公司出资人占股29.6%。
公司整合及最终投资人占股示意图
《整合协议》显示，姜玉东是代表“景泰公司出资人”签订的协议。而邓某以众通公司法人代表身份为姜玉东出具的《授权委托书》显示，“全权授权姜玉东代表众通公司暨景泰公司协商谈判，并签订所有协议及相关法律文件”。
然而，彼时景泰公司的名称预核准已经作废，且公司未成立，不具备签订协议及法律文件的资格。
邓某委托姜玉东代表众通公司暨景泰公司参与整合时出具的《授权委托书》
姜玉东代表景泰公司出资人签订协议
2009年9月，原投资人申也建签订《股权及投资转让协议》，将其投资权益转让给姜玉东。至此，原先三方投资五坑煤矿的实际投资人仅剩姜玉东、邓某二方，姜玉东成了众通公司“大股东”。
截至2010年，根据实际投资比例分配股权，姜玉东计算自己此时应占景泰公司约81%投资份额，而“景泰公司出资人”占神宇煤业29.6%的股份，核算自己应占神宇煤业约24%的股份。
于是，同年2月，姜玉东根据前述《股东协议》《股东决议》中可以各自转让股权的约定，将神宇煤业24%的股份转让给柳林县振富煤焦有限公司，并获得1.36亿元转让款。
2010年6月，众通公司由于两年未年检，被吊销执照。
2011年起，因股权清算等纠纷，姜玉东、邓某和邓某卫、众通公司、神宇煤业这四方，分别向太原市中院和山西省高院起诉了四起民事案件，案件至今尚无结果。
不料，2013年8月，太原市公安局经侦部门突然以涉嫌职务侵占罪对姜玉东立案，上述全部民事案件中止审理。两年后，姜玉东被拘留。
2018年9月，迎泽区法院一审以姜玉东前述24%股权的转让行为及转让款项未交付给众通公司或提存待清算为由，判处姜玉东犯职务侵占罪，处7年有期徒刑，并没收财产50万元，追缴转让股权的全部收入返还给被害单位众通公司。
一审法院认为，景泰公司成立时，投资人系众通公司（邓某卫是否具有股份不在本刑事案件审理范围内），后景泰公司和其他两家公司整合为神宇煤业，《整合协议》中的“景泰公司出资人”所指应当是众通公司，所以享有神宇煤业29.6%股权的也应是众通公司，而姜玉东只是众通公司股东，无权私自转让公司股份。
但姜玉东认为，众通公司只是一个“空壳公司”，他们原始三方投资人才是景泰公司的实际投资人，应当共同享有景泰公司参与整合后的股权。
“先民后刑”还是“先刑后民”？
姜玉东二审辩护律师李金星告诉记者，关于神宇煤业29.6%的股份归属问题，山西省高院仍在审理中。而一审法院却已认定该股份归众通公司所有。对于民事、刑事交叉类案件，“先刑后民”一直被视为一项原则，但法院的审判权却是依据案件性质，分别由刑事、民事和行政审判庭行使，不允许各法庭越权审判。那么，“先刑后民”是否处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必要原则。
对此，记者前往山西省高院采访。该院新闻宣传处负责人告诉记者，对于正在审理中的刑事案件，采访与其相关的民事案件没有必要，并指出“先刑后民”是一个法律常识。
对于“先刑后民”还是“先民后刑”的问题，清华大学教授张卫平认为，当刑、民存在先决关系时，若作为前提的诉讼先行，另一诉讼只能中止，等待前提诉讼的审结。即当刑事案件的审理成为民事案件的前提时，应当“先刑后民”；当民事案件的审理成为刑事案件审理的前提时，则应当“先民后刑”。股权确权案件是职务侵占案的前提，一审法院应当中止刑事案件的审理，待山西省高院的股权确权案件结束后再继续，而不应由刑事法庭审理民事案件。
徐昕律师说，一审法院判决姜玉东返还众通公司非法所得1.36亿元，但姜玉东就是众通公司最大的股东，资产清算后不就相当于把大部分资金还给自己吗？
“被害人代表”身份存疑
早在2010年众通公司营业执照被吊销时，姜玉东便发函请原法人代表邓某组织清算，但迟迟没有结果。
2013年12月，姜玉东向太原市中院提出强制清算申请，但邓某以心脏极度不适为由申请延期审理，至今众通公司尚未清算。
李金星律师认为，民事诉讼法没有任何规定可以因当事人一方身体原因而不予审理。此举也导致2011年以来，邓某在与姜玉东有关的4起民事案件中始终以被害人代表身份出庭。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>的解释》第279条规定：被告单位的诉讼代表人，应当是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，但有关人员知道案件情况、负有作证义务的除外。据此，邓某当属除外的情况。
针对辩护律师提出法院审理存在的问题，记者前往迎泽区法院及太原市中院采访。迎泽区法院回复称：“该案件已上诉，卷宗已移送中院，正在二审审理中，有关程序问题我们不宜作出评价。”
太原市中院则表示，最高法关于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若干规定指出，对于正在审理的案件，人民法院的审判人员及其他工作人员不得擅自接受新闻媒体的采访。
本社记者将持续关注诉讼进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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